中國年輕人為何滿世界追逐奢侈品（二）
國內動輒賣四五百元人民幣的Nine West手提包，但是在美國只要30多美元一個；國內動輒一萬多元的Burberry新款，國外只要六七折就能拿下；香奈兒的一款拎包，國外價折合人民幣比國內價便宜9000多元。
出國購物“買得越多越上算”。去年年底，27歲的小伙子湯佳隨單位去英國培訓半個月，回國時，由于只允許托運一件、攜帶一件行李，湯佳就把一只香奈兒、兩只迪奧、幾只LV和miumiu的包，統統塞在一個蛇皮口袋里，隨身帶著。
“幸好，姐姐托我買的愛馬仕包因需要定制沒買到，不然更承受不起。”湯佳說，這些包都是朋友們讓捎的。返程時，他的目光從不離開這價值十多萬元的蛇皮袋，并宣稱“包在人在，包亡人亡”。
和湯佳一樣，很多中國游客歸國時，即使準備了最大號的旅行箱，仍塞不下高價戰利品，不少人還為此交了一筆行李超重費。
據報道，2010年中國游客在英國花掉約10億英鎊(約合112億人民幣)。2011年初，一批出手闊綽、青睞奢侈品的中國游客又引爆了英國購物季奢侈品市場的消費狂潮，英國媒體甚至把這種消費稱為“北京鎊”。
中國人掏腰包，全世界都等著掙錢。為歡迎接踵而至的中國客人，歐美零售巨頭做好了準備：商店里有中文發音標準的售貨員，門口準備了舞獅、對聯；高檔包店為防止賣斷貨，規定中國顧客“只能買一大兩小”；國外百貨商店紛紛配上可刷中國銀聯卡的機器。
對奢侈品征稅應該限制還是鼓勵
中國人源源不斷地為別國GDP作貢獻，這讓人們心里不是滋味。
有人建議說，應調低關稅，吸引消費者在內地購買奢侈品，這樣可以把錢留在國內。還有一種觀點是，應對奢侈品課以重稅，通過稅收杠桿引導和調節年輕人的過度消費。
對奢侈品征稅應該限制還是鼓勵？
國家稅務總局胡先明曾撰文分析：目前，中國的奢侈品基本產自境外，消費也主要在境外，在境內對這些奢侈品征稅，會擴大現有境內外的商品價差，加劇相關消費流向境外，進而減少國內就業及其他相關稅收。而且，作為非生活必需品的奢侈品，并沒有統一的標準，界定其范圍是“眾口難調”的工作，由此測算具體稅率很復雜。還有一點是，目前中國消費稅基本是在生產環節征收，并不直接以零售終端價格為計稅價格，對奢侈品價格的監控難度很大。同時，針對奢侈品主要在境外生產的現狀，如何在進口環節保證應收盡收，海關如何監管，也是難題之一。
事實上，如果不了解奢侈品行業運行方式，按照傳統思路，比如從稅制和價格方面引導奢侈品消費，不僅困難而且效果有限。
據業內人士介紹，奢侈品的實物成本非常低，而且在中國“隱蔽代工”的現象很普遍。一些奢侈品集團為了降低成本，在中國某地區選擇一家加工廠，授權生產，但事先有協議說明，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代工品牌，一旦透露，協議無效。這些廠家為了獲得較高的利潤，“打死也不會說”。商品制作完成后，“拉出關到海上轉一圈，貼上原產地某國的牌子，都不下船，再拉回國賣。”
這樣一來，國內生產的奢侈品就成了“境外生產”的“進口貨”。
此外，奢侈品在中國還“踮著腳尖走路”，節省其他成本。據介紹，有些奢侈品牌在中國投入的廣告費非常少，但很多雜志為了抬高身價，顯示其“高端性”，免費為奢侈品打廣告。一些商場則推出免租、送裝修等政策鼓勵奢侈品牌落戶。
在成本極低、利潤超高的狀況下，奢侈品也從不降價。“奢侈品的形象大于銷售，寧肯一件不賣，也絕不打折，這樣品牌的生命力也許可以延續10年，如果為了提升銷售量打折，可能兩三年牌子就垮了。”這位業內人士稱，因此，就算對奢侈品降低收稅，他們也決不會降價。
目前，同款型奢侈品在國外可能打折，但進入中國后非但不打折，甚至還要適當調高原價。這是因為，在國外一些奢侈品原產地國，人們對品牌沒有那么強烈的崇拜感和神秘感，絕不會去瘋搶，更不至于有“身份感”。而在中國、俄羅斯、日本的一些消費者看來，“用這個歐洲的牌子，社交價值就提升很多。”奢侈品成了人們的“身份證”。所以奢侈品一直“端著”：一定要貴、一定要高，一定還要買不到，越是如此，越有很多人購買……
這同樣意味著，奢侈品價格因征稅而提高，也實現不了限制消費的目的。第三屆中國注冊稅務師協會常務理事郭偉說，奢侈型消費品售賣的是一種心理暗示，是“面子”，“奢侈品消費群體對稅沒什么感覺，征300%的稅也有人買”。而對奢侈品消費的追逐者來說，征稅提高更會加劇海外購買奢侈品的現狀。
“奢侈品消費不是個單純的經濟現象。”歐陽坤說，“總有一天，中國人的奢侈品消費觀將從買奢侈、買身份變得慢慢成熟起來。不過，這將是一個很長的過程，中國人將要為這個過程花掉更多的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