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持秩序的管理與推進變革的領導（一）
管理與領導的關系是一個重要的而又容易受到忽視的問題，長期以來，存在二者運用混亂的狀況。隨著現代管理學與領導科學的縱深發展，出現了某種將管理與領導看作獨立體系加以研究的學術傾向，一般認為管理的功能是維持秩序，而領導的功能是推進變革。這一功能差異使管理與領導存在著尖銳沖突，但對現代組織來說，管理與領導都是不可或缺的，需要二者的有效合作。中國當代行政組織運行最重要的特征是非規范化，因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應把提高管理水平，作為行政工作的重點。
領導與管理現象自古即有，不過“管理”一詞出現的時間要遠早于“領導”。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領導”與“管理”是合二為一使用的。現代管理學在本世紀初興起，當時一部分管理史學家在進行探本溯源的研究工作時，很自然地將某些歷史記載當作萌芽時期的管理思想。同樣，在其后異軍突起的領導科學也毫不客氣地將管理學家已然劃定的勢力范圍視作囊中之物。這一歷史事實沿襲下來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二者使用的混亂現狀。在我國亦存在這種現象，例如：馬克思曾有一段論述：“一切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并執行生產總體的運動——不同于這一總體的獨立器官的運動——所產生的各種一般職能。一個單獨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揮自己，一個樂隊就需要一個樂隊指揮。”筆者發現大多數的管理學者和領導科學學者都曾從自己學科角度援引并加以延伸。本文無意在此裁斷馬克思這句話是暗指管理還是領導，只想闡明在理論界確實存在二者界限模糊這一事實。中山大學的王樂夫教授較早意識到這一現象，并撰文對管理與領導的概念差異進行了邏輯分析，王教授運用同一律對“管理是領導”“領導是管理”“管理就是決策”“領導就是決策”等論斷進行了學理分析，他指出之所以會存在這些顯而易見的“邏輯矛盾”，其原因在于學者們分別摘取了“管理”“領導”“決策”不同層次的意義，然后對號入座。據此王教授就這三個概念的相互關系作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結論：“從廣義或外延層次看，領導與管理二者具有相等性；從狹義角度看，兩者有本質差別，領導就是決策，管理就是對決策的執行；從二者廣義和狹義的混合關系看，領導是高層次的管理，管理是低層次的領導。”無可置疑，對“領導”與“管理”的基礎概念進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在很大程度上它能廓清我們的認識。但僅僅從“領導”與“管理”的內涵對比中得出的二者或包容或交叉的結論過于籠統。而且隨著知識存量的大幅增長，現代管理學與領導科學不斷向縱深發展，并出現了某種將“管理”與“領導”看作是兩個相對獨立的體系加以研究的重大學術傾向。同時科技的高速發展使現代組織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因為先進的科技(尤其是先進的通訊技術)既消解了時空對組織交流與擴展的障礙，同時也使組織喪失了時空這一天然的保護層。這種理論發展的趨勢與現代組織的生存要求相結合引起了理論工作者與實際工作者對“領導”越來越濃厚的興趣，正因為如此，對“領導”與“管理”作更具體的研究是必要的。那么應該如何看待領導與管理的差異?在現代組織中二者的地位如何?以及怎樣正確處理管理與領導的關系呢?這些問題是本文以下要探討的。
管理的功能是維持秩序，領導的功能是推進變革：目前人們所說的管理主要是近100年來的東西，它是伴隨著20世紀最為重大的發展之一——大批復雜企業組織的出現應運而生的，換句話說，現代管理制度的構建與完善主要是為消除企業組織運作中經常出現的無序狀態提供技術支持。現代管理學的先驅泰勒、法約爾等苦心孤詣地總結出大量的管理原則與管理技術，試圖通過標準工作程序的應用帶來特定的企業秩序。標準工作程序由于預先規定了應該作出哪些反應，從而簡化了從事一項業務工作所要求的技術，這樣可使質量和一致性兩項難題得以解決。“就保證大規模的合理工作成績而論，標準的工作程序功不可沒，它們使普通員工能夠按部就班地完成不平凡的業績。”美國哈佛大學著名領導與管理學專家約翰·科特教授將管理的過程與方法(標準工作程序)概括為如下三點：“(a)計劃和預算——為未來，特別是為下一個目標或下一年設立目標，確定達到這些目標的詳細步驟，包括日程安排和指導方針，并為完成計劃進行資源分配。(b)企業組織和人員配備——為完成計劃要求確立一套企業組織體系和工作安排，為這些工作配備稱職的人員，將計劃告知這些人員，并且由這些人員來負責執行計劃，建立監測體系，監督執行情況。(c)控制和解決問題——對計劃執行結果通過報告、會議等方式正式或非正式地進行監控，找出偏差點，也常叫做‘問題’、然后制定計劃并組織力量解決問題。”標準工作程序是由企業的管理者(經理、各級主管)嚴格履行的，事實上他們在進企業組織之前是追求新奇；在可預測的可能性之間選擇方案，而不是創造可能性；面對不確定的異常情況，不能隨意擴大自己的自行決定權。(事實上，企業很少為異常情況預先規定解決辦法)他們信奉的組織理念使他們缺少創造新的管理模式的誘因。
這種“管理主義”的風氣還蔓延到了公共部門——主要是行政組織。早期的行政管理學家深受企業管理學派的影響，企業組織的管理制度經由他們而移植到了行政機關，例如韋伯的官僚制，巴納德的組織理論都帶有深深的企業管理烙印，同時，高效的行政效率成為行政組織追求的主要目標以及成為衡量行政官員能力水平的重要標準。和企業的管理者一樣，行政管僚被要求遵循嚴格的行政程序，對他們來說，經常變革所管轄的部門以增加活力離他們相當遙遠，這些不過是政治家干的事，他們只希望自己成為行政管理技術專家，維護行政原則，做一名“循吏”。
由此可見，無論是在企業組織還是在行政組織中，管理總是與秩序聯系在一起的，它的功能就是維持秩序。
